(19)所以，这个价值显然不是认识论价值，它也比间接评价法律是重要的的看法，承诺了更多的内容。

法院独立与法官独立之争看似语词差别，实则价值之异。法官们所享有的审判权的完整性也随着科层的高低而有所不同。

因此，在法院组织理论中，每一个审判组织都是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代表1，他们所做出的裁判就是法院的裁判。合议庭由院长或者庭长指定审判员一人担任审判长。这里以《民事诉讼法》为例，该法在审判组织一章对人民法院到底以何种组织形式审理民事案件，作了具体的规定。这与行政机关的民主集中制有着本质的区别。〔7〕 四、域外法院独立与法官独立之鉴 无论是审判独立还是司法独立，这在我国从来不是本土资源，而是近现代司法文明的世界认同。

二是管理工作主导化，把审判管理工作中形成的数据、指标变成了审判工作的指挥棒，对法官的裁判倾向产生了主导性的影响。但是，此观点始终没有说服所有人，特别是实务部门的法律职业人。对于法律功能这件事情，德沃金给出了明确的回答，即法律的存在和内容作为过去政治决定之结果，它为现在政府强制性权力的运用提供了证成。

它还可能是怎样的事实呢？如果接受价值中立与价值负担的二分法，同时又接受道德和价值的二分，并且将价值负担明确定义为道德负担(morality-laden)，那么就会有两种可能的支持价值中立的辩护思路：非道德价值的认识论价值(epistemic value)与非道德评价的间接评价(indirectly evaluation)。刚才，已经讨论到同时存在两种符合，它们会指向不同的价值——理想的与非理想的。[27]46-91而实质法治观念，则在这些形式条件之外增加了特定实质价值：它因为讨论者看法的不同，可能从财产、契约、隐私、自治这些个人权利，到尊严和正义之类的价值，再到实质平等、福祉、社群保存之类的社会福祉，等等。这个拒绝的举动，显然不仅仅因为婚姻法的内容而单独成立，它必然蕴含着以现行婚姻法之价值或婚姻的价值来辩护这个决定的部分，这正是它作为价值性实践的突出特征。

也就是说，在社会事实中可以发现能够呈现出法律事实⑥之最佳面的价值或原则，因此它就不再是个纯粹的社会事实，而是一个必然包含价值的规范事实。除非像菲尼斯这样的现代自然法学者一样，认同将法律视为一种事实也在他们的理论中占据一定的地位。

如果原则一贯性就是形式法治这个价值，那么我们的看法并不存在区别，但问题是：原则一贯性蕴含的是与个人权利相关联的实质法治的主张。不过，由于法律的性质是什么与特定法律问题背后的一般性主张是什么仍然可以明确区分开来，所以理论家经常将答案1叫做法哲学(legal philosophy)，而将答案2叫做法理论(legal theory)②，它们合在一起构成了关于法理学(jurisprudence)的完整图画。显然，因《婚姻法》是全国人大通过而生效的法律，所以它的存在是个事实。方法论自觉的明显结果是：部门法学者——尤其是公法、私法和刑法学者，基本上确定了本学科法教义学的基本性质，然后沿着法教义学的基本规划和要求大踏步地前进。

很明显，此处遗漏了一个重要的部分：法律的存在这个事实，即存在一部以男女双方夫妻为内容的中国《婚姻法》这个事实。显然，非理想价值自身，不可能拥有与理想价值同样的分量。所以，单纯在理想价值与非理想价值之间做比较，非理想价值在一开始就输了，德沃金的困难仍然存在。除了知识属性之外，这两个标准更重要的地方在于，它们共同决定了德沃金理论的性质，即它是一套法律理论，而不是纯粹的政治理论或道德理论。

如果最佳证立的判断，来自理想价值与非理想价值的比较，那么法律的存在和内容就在这个价值论辩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德沃金遇到的难题就会同时被克服。因此，答案2要回答的是特定法律问题背后的一般性主张是什么。

关键的问题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价值？一旦承认法律的存在蕴含着某种特定的价值，那么就等于承认法律的存在本身具备价值上的重要性。第二，如果排除了具体的符合，那么符合这变成了一个不必要的条件，因为抽象的符合看起来太容易被满足，以至于很难被叫做一个条件。

也就是说，它依然将法律的存在和内容当作一个跟价值无关的社会事实来对待，从而违反了诠释性实践必然蕴含价值的主张。那么他们会动用什么样的主张呢？ 在我看来，他们基本上都动用了一套关于法律功能的看法。在我看来，法律因其存在而重要的价值，就是法治(rule of law)这个价值。所谓认识论价值，主要是一种理论性的价值，即在理论建构和理论选择时所遵循的价值，所以它不同于在实践推理中关于如何生活得好、人们负担什么样的义务之类的道德价值。但是，刚才这些说法都非常粗糙，每个主张都需要进一步的分析：第一，法是一种什么类型的事实？第二，与之相关的研究方法是什么样的？ 理论上讲，法律可能被视为以下四种类型事实当中的某一个：语义学事实(semantic facts)、自然事实(natural facts)、社会事实(social facts)与规范事实(normative facts)。同理，虽然哈特非常不满意奥斯丁的理论，但他同样是在化约论的方法论引导下，将法律化约为初级规则与(作为社会规则的)次级规则的结合。

[10]210这就是法实证主义者(legal positivists)的核心主张。显然，这些作者都在法律的重要性之外，给出了更多的内容。

这一切看起来都很自然，但这个看法是成立的吗？ 必须注意，这其中存在两种不同的符合：抽象的符合与具体的符合，它们对于价值的获得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其二，同时涉及答案1和答案2的法理学，也就是说，在借助政治理论和道德理论回答法律难题的时候，还需要同时关注法律是什么这件事情。

因此严格说来，特殊亲密关系只需要符合婚姻这件事情就足够了，而不是直接符合特定国家《婚姻法》的。[14]17显然，如果DNA能够更好地说明老虎的生物特性，那么这就是更好的学说。

因此，在面对法律这个争议性概念的时候，借助两个更加有争议的标准，显然是徒劳无功的。[9]171 简单说，以上诸位都是通过先确定法律的功能或目标，然后再去讨论自己的理论如何跟这个功能或目标更好地匹配，而他人的理论因为匹配的不那么好或者根本就不匹配，来获得优势地位或者干脆主张他人的理论是错误的。所以，你当然可以说这始终还是政治理论和道德理论，但至少它是法律理论。并且，这样的做法实际上也能影响到实质问题的讨论：如果特定方法论是错误的，那么那个实质主张就必须获得某种方式的修正。

⑩正文中未讨论的马默的构成性成规(constitutive convention)的学说也是这类性质，参见Mamor A.Social Conven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155-175. (11)Dickson也将其称为纯粹后设性的理论价值(pure meta-theoretical value),Dickson J.Evaluation and Legal Theory.Oxford:Hart Publishing,2001:32-33; Leiter B.Naturalizing Jurisprudence:Essayson American Realism and Naturalism in Legal Philosoph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168. (12)努力工作是重要的这个表述可能会引发误解，认为这具有道德上的重要性。这一点就足以澄清，描述主义为什么将法律的存在视为一种跟价值无关的社会事实。

也就是说，前者除了法律的重要性之外，还有其他的内容，只有它才能面对这样的问题：法律为什么是重要的？所以，哈特说法律控制、引导和计划我们的生活，拉兹说法律以事实权威的方式扮演着正确理由与行动者之间的中介，夏皮罗说法律是解决合法性环境之困境的社会计划，如此等等。这将是接下来的主要批评思路。

就最佳证立而言，理想价值与非理想价值的比较，其结论是一目了然的：理想价值一定会获胜。进而，诠释主义之法律理论的性质，也将全面丧失。

(20) 再来看关于确立研究对象的论证。[19]13-19也就是说，虽然都是为了阐明研究对象的意义，但诠释是与说明(explanation)(13)性质不同的活动，前者包含价值，而后者是价值中立的。但此时需要关注的，并不是对于这件事情的说明，而是关于法律的功能或目标之特定说法是否成立这件事情本身，这根本就不是理论本身，而是理论所针对的对象，还是个评价性的任务。另一方面，法律的重要性来自自身存在这个事实(内在价值)[25]，而非来自其他的价值，否则法律的存在本身是不拥有价值的。

那么，法理学是一种什么样的、独特的关于法律的理论讨论呢？ 有两个看起来类似但还是存在着实质差别的答案：1)法理学是关于法律之一般性质的讨论。如果将前一个部分叫做法律的存在(existence of law)，将后一部分叫做法律的内容(content of law)，那么无论是法律的存在还是法律的内容，都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这就是价值多元论者所持有的立场，他们也经常从这个角度来质疑诠释主义的有效性。[20]50-53这表明，以目的为中心的建构诠释将由两个方面构成：第一，符合(fit)的面向，即被赋予该实践的价值必须是符合该实践的，否则这个价值的赋予就是随意捏造的，例如你不能将勇敢这个价值赋予家庭。

然而，这个看法是承认法治这个价值的结果，但这个价值必然在说明法律的性质时扮演重要的角色，这就是描述主义会犯错的原因。于是，就存在两种不同的法理学讨论：其一，只讨论法律的性质(答案1)的法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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